原文按:简·伯金的英式口音、纤细嗓音和现代魅力使她成为大众心目中的偶像。
作为塞尔日·甘斯布生活和音乐上的搭档,许多人的缪斯女神,以及演员和歌手,伯金身上散发着一种审慎的气质,这似乎与她令人眼花缭乱的名作不那么相称,其中包括《我爱你,我也不爱你》《游泳池》《海盗》等等。
7月16日,伯金被发现在巴黎的家中去世,享年76岁。在此,我们回顾了她接受《Vogue》采访时分享的一些珍贵回忆。
简·伯金最初来到法国时,正值英伦文化风靡全球,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玛丽·奎恩特、大卫·贝利、崔姬、戴维·海明斯和特伦斯·斯坦普等各领域的天才人物风头正盛。

简·伯金
凭借雌雄同体的外观、小鹿般的眼睛、坦率的性格和魅力十足的口音,伯金很快成为了塞尔日·甘斯布的缪斯和伴侣。
这对眷侣张扬自由、优雅潇洒,合作了不少极具情色意味、低吟浅唱的歌曲——如《我爱你,我也不爱你》(Je t'aime... moi non plus)、《十年》(La Décadanse)和《海洋,性和阳光》(Sea, Sex and Sun),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对演艺圈夫妻档。

简·伯金和塞尔日·甘斯布
虽然难免与甘斯布紧紧联系在一起,但简·伯金也在音乐和电影领域开辟出了自己的道路——杜瓦隆、里维特、戈达尔、瓦格涅和夏侯等名导纷纷向她抛出了橄榄枝。在大众坚定不移的拥戴之下,这位演员兼歌手依然是一位传奇人物(她的照片已成为永恒风格的代名词),生前,她还坚持在舞台上歌唱自己已故导师的动人音乐。

六年前,《Vogue》杂志法国版有幸到访了这位法国偶像位于巴黎第五区的舒适住宅,当时她穿着标志性的牛仔裤,赤着脚,喝着下午茶,家里还时不时传来她的斗牛犬多莉发出的不太动听的鼾声。
甘斯布的风格
我的功劳不小,他很听我的话。一开始,他花了一段时间才留起来胡子;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这让他产生了一种情结。我觉得他留了八天的胡子非常帅气,后来他给自己买了一个修胡刀,并且一直留着胡子。
这种修容手法浑然天成,营造出阴影,重塑了他的脸形。人们会有主动照顾留胡子的男人的念头,因为觉得他们可能一直在露宿街头。
然而,我发现他胸前和手臂上其实没有毛发,这还挺特别的。我给他买了贵妇式的手镯,还买了一颗钻石做成项链让他戴在脖子上。
有一年除夕夜,这颗钻石在皮加勒区被偷了,我就给他换了一颗蓝宝石。我对袜子过敏。你会立刻想象出一个男人光着身子只穿着袜子的样子,那太可怕了。
有一天,我在Repetto鞋店里发现了一双柔软的、白色手套皮质的男式高跟鞋。我把它买下来送给了他。他的脚是扁平足,穿一般的鞋很容易疼。他总是在不穿袜子的情况下穿这双白鞋。我对内衣的态度也是一样。我觉得直接穿牛仔裤更有性感。我也是这么告诉他的。

口音
如果没有这种口音,我的职业生涯可能会截然不同。法国人很快就接受了我。他们觉得我很有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口音以及我经常说错法语。
毫无疑问,这是我从未努力提高法语水平的原因之一。有时,我也会为自己没有做出更多努力而自责。
我记得在拍摄《游泳池》时,德雷让我嘴里含着一支铅笔说话,这样我反而能口齿更清楚。这很丢人,而且差别并不大。当泰希内筹拍《勃朗特姐妹》时,我问他我能否参演。他说已经有了阿佳妮、于佩尔和皮西尔,可能没有留给我的角色了。

《游泳池》
我想扮演她们的兄弟,而且勃朗特一家是英国人。他回答说:「事实确实如此,但我正在拍摄一部法国电影。」所以总有些角色是我不适合的,有些戏我也演不了。
甘斯布与伯金,传奇情侣
你说得太夸张了,我们又不是肯尼迪夫妇!我们可能代表了某种自由的、年龄差距20岁的情侣模式。我们常常晚上出去逍遥,在上学前回家叫醒凯特和夏洛特,然后白天睡觉。
这就是我的梦想,我们之间没有禁忌……
塞尔吉常说:「我们不是不道德的情侣,而是没有道德观念的情侣。」
《游泳池》,与阿兰·德龙、罗密·施耐德的合作
这部电影救了我,让我得以留在法国。我在此之前拍了《口号》,马上就要回英国了。塞尔日伤心欲绝,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他还拿着蜡烛照着自己的脸,让我看看他的泪水。
不久之后,塞尔日和我约了皮埃尔·格里姆布拉特共进晚餐,雅克·德雷也来了。格里姆布拉特跟德雷说要给他介绍一个从未谋面的女孩。当然,这就是还得德龙和罗密同意。他们同意后,我们就像吉普赛人一样赶去了法国南部的拉马蒂埃勒,凯特的尿布绑在车顶上,婴儿车则放在后座。
塞尔吉租了一辆巨大的美国车在德龙面前炫耀。这辆车太宽了,在狭窄的街道上根本无法行驶。罗密是个天使。德雷倒是对我很不满,因为我会带着女儿去拍摄。德隆的儿子安东尼和罗密的儿子戴维年龄相仿,所以我觉得带凯特到片场可能是个不错的主意。但德雷非常生气。
因为电影里我的角色才17岁,毫无性经验,所以如果记者看到凯特,这个项目可能就完了。我们争论过后,我把自己关在别墅的浴室里哭了起来。罗密发现之后,说她要让德雷道歉。德雷最终的确道歉了。她就是这样的好人……拍摄现场的气氛充满了情欲。
即使我不太了解罗密和德龙之间的恋情,但他们之间的张力显而易见。那时我才明白什么是团队。影片主要围绕罗米和德龙展开,但摄影师也为了留出了一些空间。在拍摄过程中,技术人员往往是你最好的朋友,比对戏的演员更甚。
《我爱你,我也不爱你》
其实是嫉妒驱使我演唱这首歌。我记得当时塞尔日让电视台工作人员和记者们听他与芭铎合作的版本——这个版本从未发行过——同时,沙发上躺着一个穿着苏格兰短裙的漂亮女孩。
当我看到这首歌让记者和沙发上的女孩听得津津有味时,我就想最好由我来唱这首歌,尤其是其他女演员也对这首歌很感兴趣。米蕾叶·达尔克也跟他问过这首歌的情况。
我不希望他像之前和芭铎那样,最后在电话亭里和另一个漂亮女孩录制另一个版本的《我爱你,我也不爱你》。当他提议由我来录这首歌时,我立即同意了。我们在马贝拉的一个大录音棚见面,只录了两遍就完成了。
回到巴黎后,我们在一家酒店的酒窖里共进晚餐。那里有一台唱片机,塞尔日二话没说就放了这首歌,顿时周围的情侣都停止了交谈,刀叉都停留在半空中。塞尔日掐了我一下,说:「我们可能有了一张畅销唱片。」我们从未想过这首歌会在全世界成为自由的象征。
从西班牙到阿根廷,人们都在偷偷听这首歌。教皇禁止它,BBC也禁,在意大利,Phonogram唱片公司的负责人被关进了监狱。我当时正在牛津拍摄一部烂片,每天我们都能看到《我爱你,我也不爱你》在排行榜上不断攀升。真的太疯狂了。
和塞尔日的初次邂逅
我第一次见到塞尔日是在法国,当时我在为皮埃尔·格里姆布拉特的《口号》进行试镜。他皮肤黝黑,长着一张精致而不寻常的脸,穿着一件淡紫色的衬衫。他刻薄、喜欢冷嘲热讽,但并不令人讨厌,看得出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太在意。

《口号》
作为那座庄园的主人,他本可以选另一个女孩,因为这部电影完全靠他的名气。特别是马里莎·贝伦森,她也参加了试镜,表现非常出色。塞尔日待人很和蔼,并告诉我,他绝对没有勇气用非母语进行试镜。我用音标学习识字,但其实完全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最近我还做了测试,结果真的很糟糕。
于是,这个喜欢成熟、性感且神秘的女人的男人,最后发现自己和一个爱哭鬼走到了一起,她还往往把电影和私生活混为一谈。这一点让他很反感。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父母对此还挺高兴的——在看到我与约翰·巴里在一起如此痛苦之后,他们很欣慰我重新找回了幸福。塞尔日赢得了我母亲的芳心,因为他让她想起了埃里克·马施威茨——他专门为我母亲写了《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A Nightingale Sang in Berkeley Square)这首歌。
我父亲也觉得他非常有趣。他们俩会像两只猫头鹰一样,一起吃安眠药。他们都知道,为了让我接受新生活,他们必须和睦相处并且喜欢对方。塞尔吉曾经跟我妹妹说:「我死的那天,我会来接你们的父亲。」爸爸在塞尔吉逝世四天后也随他而去了。

《放大》
我对试镜那天的印象比较深刻。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谁。我被要求在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每写三个字母,就要转一下脸,看看我是否上镜。一位意大利助理很烦我,把我惹哭了。
安东尼奥尼最后从房间里走出来,大喊:「够了,我已经看到了我想看的。」他想看到情感。约翰·巴里是我当时的丈夫,他说我肯定不敢在片场裸露身体,因为我在家里总是关着灯才会裸体。
当时我 17 岁……就因为他这么说,我才鼓起勇气拍了裸戏。
《女儿的叛逆》以及雅克·杜瓦隆
这部电影让我第一次得到影评人的纷纷好评。被认真对待让我深受感动。
在此之前,我并不了解杜瓦隆的其他电影,也不知道这部影片所表现的心理问题会有多深刻、台词量有多大。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角色,也没有人让我精神崩溃过,更没有人让我和我的父亲关在一个房间里,以探寻我是不是他最爱的女儿。
我完全放开了,也被允许在银幕上肆无忌惮。毫无疑问,这可能也是夏洛特喜欢与拉斯·冯·提尔合作的原因。这种表演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危险……雅克通过我的角色讲述了他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从塞尔日开始,男人们常常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
虽然表面上我很奔放,但我的内心实际充满了悲伤,那种可怕的负罪感从小就伴随着我。雅克发现了这一点。后来,我们又合作了《海盗》,我更加放纵了。这部电影在戛纳电影节放映时,引发了一场丑闻,就在那时,帕特里斯·夏侯建议我出演马里沃的戏剧《假随从》。

《海盗》
这是我的舞台初体验,最终我鼓起十分的勇气才敢在巴塔克兰剧院一展歌喉。我后来在电影资料馆又看了一次《女儿的叛逆》,皮科利和我都演得非常好。等我死之后,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在电视上播放,哪怕是被安排在午夜档。与雅克的相遇是我职业生涯的真正转折点。就私生活而言,在离开塞尔日之后,我和雅克一起生活了十三年,并且生下了露。
《唐璜小姐》
我们在车里拍一场戏的时候,芭铎哭了,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演好。我想一定是瓦迪姆在前一晚说了什么伤到了她。当她从车里出来时,我看到人们都很高兴她伤心了。

《唐璜小姐》
她往往使人嫉妒,而人们对我都比较友善——我并不危险,女人不会觉得我能抢走她们的丈夫。芭铎对我非常大方,考虑到我们对塞尔日都颇有好感,这并不容易。我们俩有一场床戏,我们一度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们觉得应该唱一首歌。
芭铎说:「不如唱《我爱你,我也不爱你》?」我拒绝了,最后我们唱了《我的邦妮》(My 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我对芭铎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试图找出她的缺点。她的嘴巴,她的鼻子,她的皮肤,她的头发……她美得令人难以置信。
米歇尔·皮科利
与米歇尔的邂逅是我从事这一行最美好的经历之一。我喜欢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品质,以及他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热忱。我非常敬重他,而且与他演对手戏是我的梦想。
有时,当我念某些台词磕磕绊绊时,他会把它们贴在自己的帽子上。米歇尔没有一点架子,而且很有幽默感。他就像我想象中的马斯楚安尼的样子。

米歇尔·皮科利
帕特里斯·夏侯
当我和约翰·吉尔古德在诺曼底拍摄《万事公平》(Leave all Fair)时,夏侯突然来到了片场,邀请我出演《假随从》中的伯爵夫人一角。我当时真的很傻,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夏侯是谁,还以为他是想把马里沃的戏剧拍成电影。
他是如此英俊而富有魅力,我不想错过和他合作的机会。吉尔古德问他来做什么,夏侯回答说,他是来邀请我出演《假随从》中的伯爵夫人的。吉尔古德调侃了一句说「很有野心」,但夏侯之后才告诉我这件事。
我和我母亲一起去阿曼迪剧院看了他排演的《黑人与狗之战》和歌剧《卢乔·西拉》。观看这两部作品时,我非常震惊,就像目睹了一场车祸。帕特里斯是我合作过的最出色的导演。
女演员们
我喜欢有趣的女演员,喜剧演员,当然还有玛丽莲,她让人无法抗拒。我也喜欢《桃色公寓》中的雪莉·麦克雷恩,以及比利·怀尔德的所有电影。

《桃色公寓》
奥黛丽·赫本,以及莱斯莉·卡伦——我们当时都说她是另一个「漂亮的丑小鸭」,在法国,导演都不知道该怎么用她。她在《金粉世界》中撅起的小嘴让人无法移开视线,比她演的那些蛇蝎美人的角色有趣多了。
玛丽莲去世时,我非常伤心。我心里默念着这不可能,不可能是她,她让我们笑得那么开心。如果是嘉宝,我或许还能接受,但怎么会是她!
《宝贝独自在巴比伦》(Baby alone in Babylone)
这是一张分手专辑,当时一切都变了。突然间,塞尔日让我唱出他的伤口和他女性化的一面。唱出自己曾经受过的伤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在此之前,他为我写过一些轻松的歌曲,有时他没时间时,也会请别人为他的曲子填词。菲利普·拉布罗就是这样写出《洛丽塔回家》(Lolita Go Home)的。
我必须要说,我已经厌倦了那种唱着让绅士们兴奋的歌的小女孩形象。我感觉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们用八天时间录好了《宝贝独自在巴比伦》。塞尔日每晚会写两首歌,靠香烟和黑咖啡让自己保持清醒。他竭尽了全力。他在纸上用大写字母写字,以免我看不懂他写的字。
但很多草稿纸都被扔进了垃圾桶。你能相信吗?为了不让他失望,我尽力唱出最高音,我知道他喜欢这样。看着坐在玻璃窗后面的他,我不知所措。他不在乎我是否能被理解,他追求的是情感。
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在 YouTube 上看了他以前的一个访谈,他说我是最擅长唱出情感的人。我当时没有与唱片公司签约,也不着急,我看得出他已经心力交瘁。我告诉他:「塞尔日,不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他回答说:「这是我欠你的。」
死亡
别人问我我有多想死时,我会回答,我觉得立马就能死。
唉,生活却不是能这么轻易决定的。
当我们感到死亡即将来临时,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害怕。这个想法如此遥远而抽象,难以想象。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曾两次接近死亡,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并没有惊慌失措。
我更害怕的是来不及说我想说的话,来不及把事情处理好,来不及得到原谅。
坠入爱河
我一坠入爱河,就会被一种担忧所攫取——害怕失去心爱的男人,深信其他女孩都比我有趣。这种不安全感和缺乏自信可能会让对方感到恐惧,尤其是它不可避免地与嫉妒并存。我一定是一个难以相处的。现在,我很高兴自己不再坠入爱河了。当爱情不存在时,痛苦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只能留下一首歌……
《别致》(Les Dessous chics),因为这首歌是塞尔日的写照。它着重刻画了情感的羞怯,并且告诉我们,将自己的真实情感深藏于心,就像丝袜一样纤细脆弱。我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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